入秋以來，紀錄片《廣場》從北到南再返北，巡迴放映。故事起自三年前的十一月，中國大陸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」會長陳雲林訪台，物議紛起。當時，許多大學生（及市民）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「自由廣場」安營紮寨將近三個月，其間，新竹、台中、嘉義、台南與高雄亦見學子參與及迴響，是為「野草莓運動」。
導演江偉華畢業自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研究所，據說原先對於公共事務不怎麼關心，卻在偶然機緣下，對參與運動的年輕人起了好奇心。動念之後，江偉華投入一年多的時間，糾集資源完成了《廣場》，去年底獲得第十屆南方影展最佳紀錄影片。今年入春不久，江偉華零星地在不同場合提供機會，人們遂得機會，在事件頻仍、記憶留存短暫的走馬燈的生活中，駐足回眸與反省。10至12月，《廣場》更見積極，江導演穿梭「野草莓運動」的各個城市，假借校園…等空間，通過放映及座談，提供20個場次的影音接觸與人際互動。
「野草莓運動」有意義嗎，水過無痕嗎？五年多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反貪腐示威遊行，預告了政黨的二度更替嗎？兩個多月前開始，如今還在許多國家接力的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，包括香港業已持續一個多月、宣稱要「推翻資本主義」的「佔領中環」行動，只是無政府主義的散漫、不可能的訴求嗎？這些都是無法回答的提問。所有社會運動或活動，是不是產生了影響，以哪些直接、間接或迂迴而進進退退，以立即或點滴穿石的方式影響、牽制或只是干擾社會，並非不重要。不過，這既是大哉問，又是最好不要問，而是只適合選擇關注或參與方式的命題。江偉華似乎正是做此選擇，他以另一種方式，也就是製作紀錄片《廣場》，藉此回應並進而主張，野草莓運動必然「在這些年輕人心中留下痕跡與改變」。
假使江導演的信念為真，接下來值得追問的就是，如果紀錄片通過紀錄、解釋與流通重要事件的圖文影音，保存了、活絡了社會的記憶，促進了以史為鑑的借鏡之功，誰又來提供資源給予影音工作者，使其安身立命，為社會立傳？或者，更為精確地說，具有牟利空間的影音作品，通常不乏吸引商業公司的投入並使其化為商業映演的頻繁機會，但是，類似《廣場》的作品，固然具有當下及長遠的社會作用與價值，卻不見得具備眼前與未來實現利潤的機會，既然如此，任何出於商業的考量，或者，即便是非營利機構的善念，也無法以長期且穩定的方式，提供合理的資源，不僅認可，並且還能鼓勵類如江導演這個取向的製作信念，使其運轉不墜。
上週四，藝文界發佈聲明「終結百年煙火，開啟文化元年」，他們對政治人物、朝野政黨提出「文化政策」的九大要求。次日，在《夢想家》事件喧騰一個多月之後，文建會主委盛治仁辭職，確實，兩場露天活動耗用二億，難怪藝文人士群起激憤，這次連署行動也就成為壓倒政務官的最後一根稻草。九大要求之一是，「求文化預算提升至政府總預算4%」，藝文人士提醒馬英九總統，這是2008年大選的承諾，至今未能兌現。
明年五月文化部就要開始運作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。一月大選之後，無論由誰入主總統府與文化部，應該都會逐年提高文化預算，即便比例不及4%，至少不能相去太遠吧？！若能如此，額外撥出二億製作紀錄片，應該沒有困難。若有二億，約可製播《廣場》規模的紀錄片二百部，每週委製一部，就是連續拍攝與播放四年，先在公共廣播電視集團，其後亦可無償提供若干商業電視頻道輪流播放。這些新作，加上公視每週已經有的作品，國人每七天至少就有兩部品質與主題應有保證的紀錄片可以觀看，見證了社會的緩慢但穩健的改進。
